谁在害怕玩具？：怪怖者与非人的亲密 | 普遍写作
***
谁在害怕玩具？
怪怖者与非人的亲密
撰文/陈嘉莹
按：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思考我们从一个相信万物有灵的小孩成长为“科学”成人的过程。我将这个泛灵观被贱斥的过程称为“玩偶阶段”，戏拟拉康所说的“镜子阶段”。而对于玩偶阶段的颠覆，不仅将实现灵与物的互渗，也将实现虚拟与真实的互渗。这为我们理解人与非人的亲密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通过对原有感性分治的拒绝，把这种亲密关系理解为一种失而复得的能力。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设想，指向本体论的重新配置。
他扭转着、抓挠着、摇晃着玩具，将其撞向墙壁，最后扔向地面……孩子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最终他打开了它。但是，灵魂在哪里？这便是忧郁与愁闷的开端。
——夏尔·波德莱尔《玩具的哲学》[1]
01
缺席的泛灵孩童
《玩具总动员》中有一个设定让人费解，那就是玩具对儿童主人的警戒。它们对所有人类都佯装出一副死物的样子，尽管“儿童”是一种十分不同的人类。在与泛灵论（animism）有关的讨论中，我们总会遇到儿童与玩具的案例：“儿童在早年的游戏当中根本分不清有生命与无生命的物体”[2]、“童年经历的世界充满了有生命的物”[3]、“一个包罗万象的灵性氛围充斥着孩子们”[4]。儿童哲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也郑重其事地分析了儿童的万物有灵观。他将儿童理解生命概念的过程划分为了四个阶段，并认为在前两个所谓的“前运思期”（pre-operational period），儿童会赋予无生命的物体以生命或意识。如果是这样，《玩具总动员》的设定显然暴露了一个施加于儿童身上的西方成人视角——动画中的儿童尽管喜爱玩具依恋玩具，却无法看见玩具的灵魂。但这个设定似乎不得不如此，否则，制作方要怎样在一个主流动画系列电影中安放这个故事？这样的疑问引发了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放弃将儿童的泛灵观缝合进一个西方成人视角下的现代世界，会发生什么？
让·皮亚杰（Jean Piaget）, 《儿童对世界的把握》（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玩具总动员》显然不是一个孤例。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诸多泛灵论的早期研究中，看到缝合的蛛丝马迹。正如戴德里克森（Diedrich Diederichsen）指出的，当人们将儿童泛灵观的“幼稚”程度与原始人的思想水平相对应时，他们就完成了对原始人具有完整人性的否定。这样的伎俩显然也是为了缝合出一个整全的、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世界。通过幼稚与成熟、原始与文明、未开化与开化的一系列对子，他们制造了处于劣势的一方。这种做法与《玩具总动员》的作者如出一辙——失语的、没有灵魂的、无生机的玩具被封印在了玩具的世界里，而那本可以将它们视为活物的小孩却在这个世界中缺席了。
弗洛伊德在谈及怪怖者（uncanny）时，指出“怪怖”的印象时常因触及到内心带有泛灵论色彩的精神残迹而起[5]。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儿童的泛灵意识在《玩具总动员》中被抹除了。因为只有抹除这一精神残迹，观众才不至于产生“怪怖”的印象。在弗洛伊德看来，怪怖产生于想象与现实之区分遭到抹除的事物。换言之，我们需要牢牢守住想象与现实的结界，才能与怪怖保持距离，正如我们试图守住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分割一样。只有将有灵的玩偶排斥在人类世界之外，“流放在它似乎不知道游戏规则的整体之外”[6]，“自我”才得以建构。茱莉亚·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对“恐怖”（horror）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对“怪怖”的思考，并试图借此探索一种主体性机制，但她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将此归结于某种压抑情结，而是揭示了生产恐怖的贱斥（abjection）。
02
玩偶阶段
对食物的憎厌被认为是贱斥最基本与古老的形式。当孩童面临她/他憎恶的食物时，就排斥它、吐掉它、贱斥它 ，在这些同一的动作中，食物对自我而言并不是一个他者，而是一个在构建自我的过程中被流放掉的部分自我。在这里，孩童如同经过拉康的镜子阶段（mirror stage）一般，实现了自我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则是以过滤掉一部分的自我为代价的。这似乎解答了一个迷思，即我们何以从一个相信万物有灵的孩童成长为一个对“有灵玩偶”（鬼娃）感到害怕的成人。这里发生了一个可以被称为“玩偶阶段”的发展过程。鬼娃娃的恐怖效应因此是贱斥的结果。如果像克里斯蒂瓦所说，尸体作为侵扰生命的死亡，是卑贱的顶峰 ；那么处于活物与死物之间脆弱边界的有灵玩偶，则是被隐秘排除在外的存在，是我们在进食发育过程中被吐出的食物。万物有灵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在主体性机制运作过程中的卑贱物。只有如此，“我”的文化建构才能完成，《玩具总动员》也不至于成为一个恐怖 cult 片。事实上，对泛灵论的驱除，构成了现代文明构建的缩影。如果将戴德里克森的论断转换为第一人称叙述，我们便可以通过克里斯蒂瓦的视角这样表述一个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经过玩偶阶段的贱斥机制，我们“祛魅”了万物有灵的世界，摆脱了原始社会，从而建构了一个现代性的自我。
如果怪怖出现在想象与现实的区分遭到抹除之地，而恐怖又是卑贱物的效应，那么我们便可以将现实与想象（或虚拟）的区分构建理解为贱斥机制的一种。因此，当我们开始主动推翻这些区分时，也就对“怪怖”或“恐怖”见怪不怪了。想象（虚拟）与现实之区分濒临瓦解，贱斥与卑贱之物也需要被重新估值。这带来一系列的“复魅”（re-enchantment），包括近年来艺术界对万物有灵论的重审。然而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是复魅。当我们将萨满、幽灵或是巫毒请回艺术的场域时，校准的尺度也将辐及其他。拒绝忧郁与愁闷的开端，意味着拒绝接受“玩偶阶段”与自我认同，同时拒绝现实与侵扰现实之界的区隔。如果玩具的“灵魂”不再被驱逐，那么眼下对机械玩具、数字玩具甚或性玩具的情感投射也就不那么可怖。这导向了物的政治生态学。
借用简·本尼特（Jane Bennett） 的观点，前述的“玩偶阶段”也是政治性的，她提到将世界划分为暗淡的物质（物）与有生机的生命，是一种朗西埃意义上的“感性分治”（partition of the sensible）。可感与不可感的划分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中心，当一些群体、个体或集体的感知模式被感性分治者认定为不合法时，这种斗争也就越加显现。举例而言，《进击的巨人》实际上完美呈现了一个贱斥与感性分治的案例，巨人实际上是艾尔迪亚人变成的，它们因注射药物成了没有情感、人性并且以人类为食的巨人。在这个世界里，巨人成了不可感的物，而艾尔迪亚人则是可感的生命，经过这般准确无误的划分之后，玛利亚之墙外的巨人成了墙内人民所有恐惧的源头，可以说这些对人类虎视眈眈的巨人正是怪怖与恐怖的化身。尽管大多城内的艾尔迪亚人没有见过巨人，但关于巨人的传闻与调查兵团的伤亡都巩固着城墙的符号意义。由于巨人的成因被历史性地掩盖，感性分治者们成功地将巨人构建为了不合法的存在，而城内艾尔迪亚人则世代处于与巨人（被贱斥的自我）的斗争之中（尽管斗争双方的力量极端不平衡）[9]。随着故事发展，已有的政治格局最终被层层揭开的历史真相动摇。
事实上，儿童正如同那些洞悉巨人历史的人类一样，在他们那里，艾尔迪亚人与巨人的身份被整合起来，如同物与灵被整合起来一样，可感与不可感的分界因此被模糊，原先的不合法性也就变得值得推敲。本尼特正是试图消解感性分治界域，希望以此破除人类主体征服与消费物质的毁灭性幻想。事实上，被贱斥物正构成了主体的边界。正如艾尔迪亚人发现，抵御巨人的城墙正是由巨人构建而成的一般。当现实世界与幽冥世界之间的城墙土崩瓦解时，生机物质性（vital materiality）也帮助我们重新整合了有机物与无机物。如果赛博格在哈拉维（Donna Haraway）那里还是一则政治性寓言的话，眼下它指向的是确凿的共生情境。
03
网络（network-cyber）
上述的讨论试图让诸如“机器可感吗？”此类问题失效。因为这类问题预设了一个感性分治的等级——作为有生机的人类，我们以一种掌握着感知能力的特权姿态，试问着机器的感知力。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则试图借行动者之网（Actor-network）让这种特权姿态沦为困兽之斗[10]。他发展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原本是为了解决科学研究遇到的难题，在其中，实体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义变得纠缠不清。因此，他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面对失效的学科分治。行动者网络本身融合了三个互不相关的关注点：1）实体构建的符号学意义；2）记录这种构建异质性的方法论框架；3）一个关于行动者本身“网络”特征的本体论主张。如他所说，行动者网络中没有先验的顺序关系，也与业已构建的价值论神话无关。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在其中是平等的，它们都有效力、能够行事。因此主体性的范围不再与人类自予的特殊地位捆绑在一起，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承认自身的物质性，并从自然的权力宝座上退位。人的、野蛮的、非人的、非人道的之间的关系，都被一视同仁地编织进行动者的网络（虽然拉图尔试图说明，行动者网络并不必然是一个技术性的网络，但赛博空间显然是一个行动者网络，这里面涉及的非人则包括了虚拟对象）。
无论是本尼特的生机物质性，还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在某种意义上都逆转了玩偶阶段，以此重新整合我们希望的后人类主体。在这一新主体性的构成之中，西奥多·汤布里（Theodore Twombly）将沉浸于与拟人化女声人工智能萨曼莎（Samantha）之间的恋情之中[11]，我们也将向着网恋（如QQ 爱[12]）、对非人对象（包括虚拟人物）的爱、ACG 文化中的身份认同（如人外[13]）等等现象敞开。如同斯蒂格勒所言，作为后种系生成（epiphylogenesis）的人类，我们或许将依靠这些进化为新的人。
虽然，政治性的颠覆“玩偶阶段”将帮助我们取消真实与虚拟的区隔，并不再试图将不合法之物以贱斥之名缝合进世界；但这不代表赛博空间理想主义者的梦就会风平浪静。齐泽克在谈论赛博空间时，就提醒我们应当对此采纳一种“保守”态度——我们不应该对赛博空间外的现实作简单指涉，或是相反，认为真实生活只是另一个电脑“窗口”[14]。他的确指出了三条被技术威胁的前线：自然与人造的、虚拟与真实的、虚拟自我与真实自我。但是他提到这些对立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符号）现实总是已经是虚幻（虚拟）的，虚拟（包括赛博空间与非人）的情欲隐藏着一个否定性的前提——正是因为某种真实接触是不可能的，快感才得以被增殖。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的自我可能比生活中的自我更加真实。赛博空间带给人的“现实失落”并不在于它的缺失，而是它的过度充实。赛博性伙伴并没有作为“真实-生命”的客体被虚无化，而是恰恰被过度呈现，想象与信息在其中流畅滑动，“当我沉浸在其中时，我回到了一个与他者的共生关系中”。但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否定性前提，我们存在的隐秘内核以更直接的方式暴露在“外”。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我们放弃将儿童的泛灵观缝合进一个现代世界，将发生什么？在本尼特那里，我们将迎来新的本体论，而在齐泽克这里，或许，是赤裸裸的伤口。
_____________
[1]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A Philosophy of Toys”,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Paidon Press.
[2] 原文收录于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第17卷中，正文始于219页。其德文标题是“Das Unheimliche”，英译是“The Uncanny”，中译参考潘恒的译文：https://zhuanlan.zhihu.com/p/152044986
[3]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vii.
[4] Diedrich Diederichsen , “生机、去物化以及无生命体的新魔力”(Animation, De-reification, and the New Charm of the Inanimate), 安塞姆·弗兰克（Anselm Franke）主编，《万物有灵》，金城出版社，2013：64。
[5] 同 2.
[6] 茱莉亚·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恐怖的权力：论贱斥》，张新木译，三联书店，2001：2.
[7] 同 6: 4.
[8] 同 6: 5.
[9] 更有意思的是，城内惧怕巨人的艾尔迪亚人，又同时因为种族的巨人化历史在马莱国中被称为“犯下大罪的恶魔子民”。
[10] Bruno Latour,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few clarifications plus more than a few complications”.
[11] 电影《她》。
[12] 即两个人在QQ聊天软件上谈恋爱。
[13] 人外（じんがい），也称外族（otherkin）。在古日语中，“人外”原指动物、妖怪等非人的存在。经过文学和动漫文化的发展，人外也指亚人或是机器人。兽人属于人外的一种，但在欧美随意表明自己的兽控身份可能会导致社会性死亡。
[14] 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2.
关于作者
陈嘉莹，是一位通过跨学科实践绘制技术现象地图的作者与策展人。她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外国哲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其研究集中于身体理论、性别研究与亲密关系的数字演化。
***
| 近 | 期 | 回 | 顾 |
投稿邮箱：generalmanual.editor@gmail.com
***
《普遍》（手册）与假杂志合作出版艺术家小组山河跳！的作品《中国动物成语占卜卡》已发布，点击下方图片查阅详情。
***